丁村遗址

【丁村遗址旅游推荐：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之一】丁村遗址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之一。丁村的文化遗物既具有其他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共同特点，如以石片石器为主等，又具有独特的打制技术和石器类型。

丁村遗址

丁村遗址是一片片断崖沟壑中的砂砾地，位于襄汾县城4公里的丁村附近汾河河畔，距临汾市35公里，北起史村，南至柴庄，长约十一公里，以发掘出我国历史上旧石器时代的化石而闻名中外。1961年被国物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丁村遗址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之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附近的汾河两岸。1953年发现，1954年作重点发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由贾兰坡主持进行发掘，材料由裴文中等编写成《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出土有属早期智人阶段的丁村人牙齿化石三枚（发现于54：100地点），旧石器二千零五件，哺乳动物化石──梅氏犀、披毛犀、野马、纳玛象、斑鹿、方氏鼢鼠、原始牛等二十八种。1961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6年在54： 100地点又发现一块小孩的右顶骨化石。因发曹于丁村，故名丁村人。丁村人形态介于现代人和猿人之间，其门齿具铲形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相近而与白种人相差较远。石器原料主要为角页岩，属石片石器系统。石器较粗壮，以直接丁击支打制。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球等。三棱大尖状器有显著特点，故命名为丁村文化。丁村人及主休的地质时代居晚更新世早期，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我国旧石时代中期的文化，主要以丁村文化为代表。

地层与年代

　　丁村地处汾河中游临汾宽谷的南端。在以丁村为中心，南北长达11公里的汾河东岸第三阶地上，发现旧石器地点11处，动物化石地点3处。这里第四纪地层出露良好，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伴生的动物化石埋藏在晚更新世黄土的“底砾层”之中。动物化石中含较多的华北黄土期种属，如野驴、普氏野马、加拿大马鹿（又称赤鹿）、河套大角鹿和原始牛等，同时也含有几种中更新世北京人时代的动物，如梅氏犀和葛氏梅花鹿。因此，该砂砾层的时代应为晚更新世的早期。

人类化石

　　丁村人化石包括3枚牙齿，一为上内侧门齿，一为上外侧门齿，另一为下第二臼齿，全是右侧的。其大小、形状、颜色和石化程度相似，并且出土部位相近，应属同一个体。从磨损程度估计，为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两枚门齿舌面呈铲形，有明显的舌面突隆和指状突，与北京人的门齿有相近的性质。但无论齿冠和齿根都远比北京人的细小，舌面隆突和指状突亦不如北京人的复杂。这两枚门齿与现代蒙古人种的没有明显差别，其中上外侧门齿与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的河套人的十分相似。下第二臼齿的齿冠和齿根都远比北京人的细小，齿冠的相对高度（与长度和宽度相比）远比北京人为大，咬合面的纹理不如北京人的复杂。这些性质表明丁村人的臼齿比北京人的进步；但仍比现代人臼原始。从3枚牙齿的形态可以明显看出，丁村人是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人类。它虽与晚期智人阶段的河套人接近，但出土层位较早，所以将它归入早期智人阶段。

文化遗物

　在丁村各地点发现石制品2000多件，石制品的表面常包有一层纯净的碳酸钙外壳，证明曾被河水浸泡过。但很多石制品的棱角仍很明显，说明它们并未经过搬运或只是经过近距离搬运。石制品的原料约95%为角页岩，余为燧石、石灰岩。以石片和石核为多，具有加工痕迹的石器只占6.6%。这说明丁村附近密集的石器地点可能是当时的石器制作场。

　　丁村的石片多半用碰砧法和投击法（又称摔砸法）产生，具有宽大于长、石片角大（多在111°～130°之间）、打击点不集中、半锥体大且常常双生等特点；石核也比较大，但也有一定数量的石片是用石锤直接打制的。在一些石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修理台面的痕迹，这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技术。石器分石核石器和石片石器两类，以后者为主。石核石器有砍斫器、手斧和石球3类。砍斫器是用交互打击法加工的，与北京人的砍斫器不同，后者单面打击的多，交互打击的少。手斧只有一件采集品。石球用石锤打击而成，尚未发现象许家窑人那种用两个打制石球对敲而成的正球体石球。石片石器有砍斫器、厚尖状器、小尖状器和刮削器。石片砍斫器与石核砍斫器不同,绝大部分是一面打击的，并且刃部较薄。厚尖状器用大石片制成，又分成较厚的三棱大尖状器和较薄的鹤嘴形尖状器两种。三棱大尖状器是丁村文化中最富有特色的器物，由于是在丁村首次发现的，所以又称为“丁村尖状器”。小尖状器都是用较薄的石片制成的，有的刃缘打制得相当平齐，反映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丁村的文化遗物既具有其他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共同特点，如以石片石器为主等，又具有独特的打制技术和石器类型。丁村文化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两大传统之一，即“匼河-丁村系”的代表，与西侯度文化、蓝田文化和匼河文化等存在着密切的源流关系。

生活环境

在丁村各地点共发现哺乳动物化石28种，大部分为生活在森林和山林之中的种类，代表温暖湿润的气候。从砂砾层中还采集到鲤、青鱼、鲩、鲿、鲇等鱼类化石，皆属于在能经常保持一定大流量的水中生活的种类。在砂砾层中还有大量软体动物介壳化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大型丽蚌壳，这种动物现在只分布在气候温暖湿润的长江以南地区和汉水流域。这些情况表明，丁村人时期的丁村一带气候相当温暖，汾河的水势相当大。附近的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河旁平地上草木茂盛，各种动物成群地出没于森林、草地和河边。丁村人生活在汾河两岸，在河滩上就地取材制作石器，在树林里采集可供食用的植物，利用石球等工具进行狩猎。

影响及意义

　丁村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从1976年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多次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扩大了对丁村文化分布范围和内容的了解,发现了一件幼儿的顶骨化石，还发现了不同于丁村文化的两种新的旧石器遗存。一种比丁村文化稍早，大约属于中更新世后期,石器类型和技术风格与丁村文化相近,是丁村文化的先驱。另一种比丁村文化要晚，相当于晚更新世后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26400±800年，石制品中既有用角页岩制作的粗大石器，也有类似于下川文化的细石器。这些新的发现扩大了人们对汾河流域旧石器文化的认识，同时也为探索华北古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建立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丁村文化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人类文化。1953年发现于山西襄汾丁村，1954年以来共发现化石地点14处，石器地点11处，同时发现了人类化石，计门齿2颗、臼齿一颗，1976年又发现婴儿顶骨一件。根据哺乳动物化石确定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

　　丁村石器多以角页岩为原料，占总数的95%以左右，少量为燧石、石灰岩、玄武岩、石英、石英岩、闪长岩制成。丁村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数量较少，其数量略少于总量的1/3。大部分石片均有使用痕迹，很少进行第二步加工，多以碰砧法制成。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球等，其中厚三棱尖状器为其所特有。

　　丁村石器类型区别较明显，有些尖状器修整得较平整，部分石片较规则等，表现了丁村石器的进步性。但以单面加工为主，尖状器数量较大，而且保持着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的特点。与蓝田人文化与匼河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

丁村人

　中国北方的早期智人(见尼安德特人)化石之一。包括1954年发现的3 枚小孩牙齿和1976年发现的一块小孩顶骨残片。丁村遗迹在山西省襄汾县南约 5公里的丁村南的同蒲铁路两侧。1954年进行大规模发掘时在汾河东岸共发现十个石器地点，1976年又在汾河西岸发现了新的石器地点。

　　丁村人化石都发现于汾河东岸的 54100地点的砂砾层中，这层砂砾位于有古土壤条带的黄土内。3枚人类牙齿属于约12、13岁的小孩。右上内侧门齿齿冠舌侧中部低陷，两侧增厚并向内卷，使舌侧呈铲状，特称铲形门齿。舌侧接近齿根的部分有明显的舌侧隆突，由此延向切缘有两条指状突。右上外侧门齿也呈铲形，并有不明显分离的舌侧隆突。铲形门齿是黄种人和中国其他人类化石都具有的特征，与白种人显然不同。舌状隆突和指状突的发达程度则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黄种人之间。齿根缺乏纵行浅沟，且较细小是与现代人相近的性质。右下第二臼齿，可能与两个门齿属于同一个体。齿尖分布为十字型。其相对高度比北京猿人大，咬合面的纹理不如北京猿人复杂。齿根尚未充分形成，但估计也较细弱。总之三枚牙齿的形态都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

　　顶骨属于大约两岁的幼儿，后上角有缺刻，可能意味着这个小孩具有印加骨，这是与北京猿人相近的特征。

　　丁村人的石器分布在汾河两岸，主要用角页岩制成。一般石片角都较大，打击点不集中，半锥体很大，且常双生，也有小而长的石片。石器中第二步加工的不多，加工方法用碰砧法或用锤击法。石器一般都较大，代表性石器为大棱角尖状器和石球。大棱尖状器有 3面和 3缘，横断面近似等边三角形，可能作挖掘植物根茎之用。石球制作颇为粗糙，被认为可能供投掷之用。

　　在遗址内同一地层中还发现不少动物化石，有古菱齿象、纳玛象、披毛犀、野马、野驴、斑鹿、羚羊、野猪、水牛、原始牛、熊、獾、狼、狐、貉、河狸、短耳兔、鲤鱼、青鱼、鲩鱼、厚壳蚌等。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判断，丁村人的时代为晚更新世早期，旧石器时代中期，一般估计距今约5～10万年。

其它相关遗存

　　丁村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从1976年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多次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扩大了对丁村文化分布范围和内容的了解，还发现了不同于丁村文化的两种新的旧石器遗存。一种比丁村文化稍早，大约属于中更新世后期，石器类型和技术风格与丁村文化相近，是丁村文化的先驱。另一种比丁村文化要晚，相当于晚更新世后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26400±800年，石制品中既有用角页岩制作的粗大石器，也有类似于下川文化的细石器。这些新的发现扩大了人们对汾河流域旧石器文化的认识，同时也为探索华北古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建立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