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家庄园

【常家庄园旅游推荐：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常家庄园每所方正院落的里院正中都建有一座木结构的牌楼，飞檐斗拱小巧玲珑。牌楼两侧各有砖雕花墙，婉如镶嵌宝石的扎带，使方正雄浑的北方庭院增添了画龙点睛般的南国园林秀色。

常家庄园—云旅游

山西榆次常家引，以财取天下之抱负，逐利四海之气概，制茗于武夷山，扎庄于恰克图，拓开万里茶路，经销蒙俄北欧，绵延二百余年，遂成富甲海内之晋商巨贾，中国对俄贸易之第一世家。常家事业长盛不衰之原委，就在于该族深谋远虑，居富思危、课子苦读、家学渊源，代代恪守“学而优则贾”的家训，源源将优秀的文化人才输送到商界，经商集团保证了持久精英，纵横捭阖，将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完美地体现在经济意识与经营活动中，实现了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合一，遂成清代驰名中外之儒商望族。

历史

车辋常氏始祖常仲林于明代弘治初年，由太谷惠安迁此为人牧羊，到清康熙、乾隆年间，七世祖常进全开始经商，八世祖常威率九世万已、万达，从事商业活动，赢利颇丰，逐渐使常氏成为晋中望族，晋商中的一支劲旅，开始大规模地营造住宅大院。常万已在车辆村建“南祠堂”，立“世荣堂”，以村西南为轴心，向东、南发展；常万达在村北建“北祠堂”，立“世和堂”，由东向西毗连修建，成一条新街，俗称“后街”。从清康熙年间到光绪末年，经过二百余年的修筑，常氏在车辋整整建起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街两侧深宅大院，鳞次栉比，楼台亭阁，相映成辉，雕梁画栋，蔚为壮观。共占地一百余亩，楼房40余幢，房屋1500余间，使原先四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有谚曰：“乔家一个院，常家二条街。”常氏宅院的建设规模当时称为三晋民居建筑之首。

　　常氏以儒商文化独树一帜，既有进土、举人、秀才，又不乏书画名家，所以在宅第建筑上亦有自己非凡的独创之处，是晋中曹家、乔家、渠家等晋商宅院望尘莫及的。

建筑特点

常氏在商儒互长，商业日益兴起之际的明末清初，开始了在车辋故里的宅第修建。九世常万玘、常万达兄弟的事业如日中天，宅第建筑也随之进入了鼎盛时期，万圮由南向北，建成一条街，俗称西街；万达在村北购置土地，建起一条新街，俗称后街。遂有常家两条街之称。经之后近二百年的完善，这两条街，深宅大院百余处房屋四千余间，楼房五十余幢，占地六十万平方米。院内楼厅台阁，雕梁画栋，精致恢宏，蔚为壮观。另有七处园林，名花古木，高阁低亭，曲廊斋坊，水溪池潭，在千里堡墙八道堡门的环围下，实现了主人可燕居、可耕读、可修身、可遐想、可观赏、可浏览、可悦心、可咏叹等”八可”追求的理想精神庄园。现已修复的四万平米宅第，八万平米园林，虽只占原规模的四分之一，但基本上保持了庄园风格，再现了昔日风采。

　　常家庄园位于榆次西南东阳镇车辋村。车辋由四个小自然村组成，四寨中心建一大寺，与四寨相距各半华里，形成一个车辐状，故名“车辋”。

　　车辋常氏始祖常仲林于明代弘治初年，由太谷惠安迁此为人牧羊，到清康熙、乾隆年间，七世祖常进全开始经商，八世祖常威率九世万已、万达，从事商业活动，赢利颇丰，逐渐使常氏成为晋中望族，晋商中的一支劲旅，开始大规模地营造住宅大院。常万圮在车辆村建“南祠堂”，立“世荣堂”，以村西南为轴心，向东、南发展；常万达在村北建“北祠堂”，立“世和堂”，由东向西毗连修建，成一条新街，俗称“后街”。从清康熙年间到光绪末年，经过二百余年的修筑，常氏在车辋整整建起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街两侧深宅大院，鳞次栉比，楼台亭阁，相映成辉，雕梁画栋，蔚为壮观。共占地一百余亩，楼房40余幢，房屋1500余间，使原先四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有谚曰：“乔家一个院，常家二条街。”常氏宅院的建设规模当时称为三晋民居建筑之首。　常氏以儒商文化独树一帜，既有进土、举人、秀才，又不乏书画名家，所以在宅第建筑上亦有自己非凡的独创之处，是晋中曹家、乔家、渠家等晋商宅院望尘莫及的。

　　清代是晋商的辉煌时期，和众多的山西成功商人一样，经商致富后的常氏家族在自己的故乡开始了大规模的宅院建设。而与众多山西商人不一样的是，常家作为放眼世界，敢为天下先，逐利四海，开拓万里茶路的外贸世家；作为恪守礼仪传家、尊师重教、树人为本的文化世家和教育世家，经过200余年的陆续修建，不仅其宅院具有功能齐全的庄园特性、井然有序的中华礼仪传统，而且有典雅浓郁的儒文化品位，有百余亩融儒、佛、道文化于一炉，集南北风格之大成的园林。这一特色，为北方民间所罕见，诸多晋商大院所仅有。

　　常家庄园之恢弘，不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跨过二丈五尺宽的拱型石桥，穿过七丈二尺高的堡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长达650米长的清代街道。长街的南北宅院紧靠，无一条横向通道，形成了“临街门户依次开，堡门关闭如一堂”的格局。洋洋洒洒60多万平方米，房屋4000余间，楼房50余座、园林13处。

　　常家庄园特色赫然于世！到常家庄园去观光，走马观花也得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用最精练的语言来概括，主要建筑和景观为“一山一阁、两轩、四园、五院、六水、九堂、八帖、十三亭、二十五廊、二十七宅院”。数字相加，也得有百余处开放于游览者。　从布局上看，主体建筑以雄浑方正的北式庭院为主体，每个正院均分内外两进，外院南房倒座一律临街，东侧辟各式门楼。前院有东西厢房各五间，正北则又一处倒座南房，正中设垂花门。里院则呈长方形，庭院宽敞，约为外院一倍，上房与南房相对称，东西各有厢房十、九、八间不等。如上房、南房各达八间时，便按正五偏三的模式，隔出偏院，从不越“方正”之规、“等级”之矩，充分显示了名门望族的气势。但其附属建筑却又充分显示了南国园林建筑的“灵秀”，使“方正”中浸透了“绮丽”。常家大院的绮丽，主要展示在三个方面。

首先

是每所方正院落的里院正中都建有一座木结构的牌楼，飞檐斗拱小巧玲珑。牌楼两侧各有砖雕花墙，婉如镶嵌宝石的扎带，使方正雄浑的北方庭院增添了画龙点睛般的南国园林秀色。这牌楼花墙将正院隔为里五外五，里五外四，里五外三多种形式，具有独特风格。

其次

　　是院落之间与院落之后，大多建有花园、菜园，有小门与正院相通。进园之后，有甬道贯通，曲折迂回其间点缀回廊、亭榭、小桥流水，或草石农舍，或奇花异葩，匠心独具，犹似南方园林。

第三

是在每个院落中触目可见的砖雕、木雕、石雕和木构件上的彩绘艺术，别具风采。砖雕艺术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房脊的吻、兽和雕花护脊，造形优美，线条娴熟，刀法细腻，均为清代砖雕精品；二是照壁、花墙砖雕，既有传统的“百寿图”、“吉祥图”以及佛道故事，又有花卉鸟兽和干、鲜果品等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砖雕艺术；三是每排厢房“硬山墙”上端的“墀头”或花，或鸟，或兽，或字，两两成对，却很少雷同，造型又各具特色。四是现存的部分砖雕护栏，在贵和堂的楼层护栏上，全部由砖雕砌成，图案由福、寿、喜、禄、祯、祥团花和八卦炉、悬壶、文房四宝等组成，栏柱、栏板浑然一体，犹如天然而成，丝毫不见砌缝，无论雕刻艺术，还是垒砌艺术，堪称清代建筑中的上乘工艺。另一部分在养和堂，保存完好，但雕技艺术不及前者。

　　常家大院的石雕艺术有护栏、门兽、护墙等，大多用细砂石雕成，刻有各种图案。砂石的粗犷，雕工的细腻，相映得彰，别具一格。

　　常家大院的木雕，主要是宅第中的窗户木雕、门框、屏风、家具和隔扇木雕等，图案千变万化，造型手法各异，木质多种多样，恰似木雕展览，使游人眼花缭乱。可惜木质不易保存，破坏十分严重。常家大院是儒商建筑的代表，室内布置十分讲究，处处反映出书香门第的稳重古朴、匀称适宜。室内的琴棋书画、文房四宝、奇花异卉、山水盆景，有别于其他晋商宅院。作为儒商宅院，有其独到之处，让人耳目一新。

文化

“‘儒为名高，贾为利厚’。两者界线黑白分明，难以兼容并蓄。然而，山西商人却将儒文化融入到了商贾之中，为经商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榆次富商常家，能使家族历经几百年久盛不衰，其成功的秘诀正在于此。”这是笔者在《喜看乔家大院，简说中华晋商》中的一个观点。当我们置身于常家庄园，观其恢宏特色建筑，品其文化智慧内涵，你不得不感奋：晋商常家不愧是商道上结合完美的儒商之家。

　　儒商，是指经商者不仅熟读儒学经典，更重要的是以儒恪守的信条，作为品德修养的根本，并将这一根本自觉地运用到商业活动与一切社会活动中去。也就是用儒家思想指导商业实践，并在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明确的儒家伦理道德，实现其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合一。这在十四条《常家家训》中亦有生动的体现。

　　漫步常家庄园，映入你眼帘的是规模壮观的常家祠堂，书香浓郁的石芸轩书院，文化辉映的贵和堂宅院，浓艳秀美的十亩杏林，清澈灵秀的大小湖溪，神韵毕现的各色山石，相映成趣的郁郁林木，传神点睛的楼阁亭榭，还有那彰显风骨的名人石册，佳对神品的楹联匾额，独具特色的雕画艺术。这，无不体现出主人的经济实力、文化品位和智慧财富。以饱满热情关注常家庄园的耿彦波先生向我们介绍说：儒商常家，一是恪守儒家节俭诚信为本的持家、修身、兴业之道，一贯恪守儒家的敬业精神。二是处事待人坚持以“和为贵”的平等观念，表现了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良好品质。三是注重教育，尊重儒学，保持良好的商业道德和做人原则，使其精英团队不断优化，经营方略高人一筹。四是捐助政府，为国尽忠，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输财任事，体现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治世思想。经笔者考证：从清乾隆年间八世常千获赠皇家修职郎开始到清朝灭亡，常氏有“功名”的男人132人，受封的女人100余人，仅诰命夫人就多达17个。从八世到十六世，常氏考取从进士到秀才者，多达146人。其中进士1人，举人10人。被誉为“常门鸿儒”的常家十四世常赞春，是集书画家、作家、教授于一身的鸿儒大家。以书法名重一世，曾在山西官场供职数年的常旭春，在辛亥革命后，辞官从商，担任保晋公司第四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要职，直到日寇入侵。据常家后代远居加拿大任山西同乡会会长的常崇敏老先生介绍：现常氏后代中任正副教授以上职务者达70余人，其中现成都大学就有一位。

书法

第四是书法到处可见。作为儒商世家，常家对后人的教育和要求极其严格。弟子儒学不精，则不准参与经商等社会活动。因此，常家的弟子不仅儒学功底深厚，而且代代不乏精通书画的优秀学者。同时，常家曾经“富甲一方”，有能力将历代中国书圣的神妙极品广为收藏。无论是宅院建筑还是园林创作，继往开来追求的都是意境、情趣和品味，是从物质世界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追求。除了尽力在建筑的精雕细刻上表达其精神世界外，更多的是直接将文学融入自己的生活范围，这就是这个偌大庄园中的法帖群。

　　法帖，也叫“法书”，就是书法艺术真迹的复制本，即刻在木石上，可以用纸再拓下来的大型刻印版本，用于永久珍藏名贵书法作品，并为后人提供书学的范本。横石为碑，竖石为帖。法帖作为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综合，使名笔墨宝得以长久保存，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大创举。常家庄园现存的法帖有八种，即：敦艮吉门宋代二亭双绝帖、杏林清代名人名联帖、雍和堂恽寿平画跋帖、石芸轩法帖、听雨楼法帖、常氏遗墨帖、四十四帝后帖、可园唐诗笔意帖。欧阳修和苏轼，皆为唐宋八大家之列。在中国历史上，均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他对欧阳修的文章、诗词、书法都极为崇拜，并手写欧阳修最为人所称道的两篇游记散文：《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以表示自己对这位前辈的敬仰。苏轼以楷书来书写的这二亭记，其特点是绵中裹针，神态丰腴跌宕。苏轼的这二亭记在宋代就被尊为“二亭双绝”，其真迹以高3 米长13米的巨幅赫然于常家庄园的敦艮门的南、北两侧堡壁上，岂不弥足珍贵！

　　杏林清代名人联帖中，选择了清代各个阶段的书法界代表人物56位，并以这些代表人物的楹联书法艺术为载体而雕刻的法帖。这56位中有左宗棠、刘墉、翁同和、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郑板桥、康有为、梁启超、傅山、赵铁山、吴昌硕等等，其书法有行草隶楷篆，风神独具，自成一派，功力深厚，皆为精品。听雨楼法帖收集了上起唐代，下至清中叶50余大书法家的作品（包括题跋），其中有颜真卿、贺知章、欧阳洵、等等，他们的书法珍品，许多已不传于世了，如贺知章的《千字文》、郭子仪的《后出师表》、张照的《康熙帝南巡诗抄》均为奇珍。常氏的《听雨楼法帖》和《石芸轩法帖》不仅是常家珍藏的双绝名牌，而且还堪称中华碑帖中的奇葩、珍宝。

　　与听雨楼相对的是御笔亭，收集有从夏禹到清宣统在内的42位帝王及唐武则天、清慈禧两位实质上的女帝王之笔迹，故称“四十四帝后帖”。中国古帝王自幼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书法更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高师传授，不乏其书法功底深湛的佼佼者。如相传“章草”的创立人为汉章帝；唐太宗李世民博学，通诸艺，尤精书法，工隶书、飞白，行草得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法；清康熙帝经、史、诗、文，无不研磨，兼能书画，著述甚众。

　　常氏家族内不乏书画名家。从其九世到十五世的二百余年间，有资料可查的书画家就有数十人之多。十二世常炳的柳体、常佶的双钩、常怿的行楷，十三世常维豫的楷书、常立屏的行草、常立德的颜体、常立爱的榜书、常立方的楷篆行隶，十四世的常赞春、常旭春兄弟不仅同年中举，而且，还都是名扬省内外的名笔。常氏遗墨帖，精选了常立方、常赞春、常旭春等人的作品，砖雕制成，供常氏后人临帖习字。

　　点缀常家庄园的还有两大建筑群中的80多个堂第的楹联匾额。楹联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主要是常氏自拟书联与清代名人名笔联两种，用以寄托主人情怀。匾额则分为四种，即：职官额，悬挂于临街的大门上；堂名额，悬挂于二门或正堂；寄情额，悬挂于正厅及亭、阁处；还有一类即由朝廷、官府、乡人、门生送的匾，悬挂于祠堂或是主人宅第。

　　历经 300余年的沧桑变化，常家大院的破坏程度是很大的。鉴于开发晋中商业文化旅游的需要、政府正拟逐步恢复古建筑原貌，按照儒商的特色进行室内的陈列市置，为晋商文化旅游增添一颗别具特色的璀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