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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学派与浙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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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体现人的本质、由人的后天活动所创造的一切存在物。文化就是人化。文化的结构是复杂的。如果用一个同心圆来比喻的话，圆圈的外层是器物层面的东西，中间层是制度层面的内容，最核心的部分则是价值观念、哲学。浙商文化是在其核心层面的价值观、哲学——浙东学派的影响、支配下形成的。

浙东学派的精神内核是经世致用

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浙东学派”一词，但对“浙东学派”的理论内涵并未作出明确的界定。黄宗羲之后，清代大儒全祖望对“浙东之学”概念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并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继全祖望之后，乾嘉时代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首次对“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派特色作出了区分，并分析了各自的学术渊源，认为浙东学术源于朱熹、陆九渊，其主流是从南宋四明学派、中经明代阳明学派到明清之际的蕺山－梨洲学派，其特色是“宗陆（王）而不悖于朱”。章学诚以后，近现代以至当代的许多学者，也发表过很多有影响的学术论著，从各个角度研讨、评论“浙学”或“浙东学派”、“浙东学术”的理论内涵、历史沿革、学派脉络、精神特质、研究成果等问题，从而把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推向了一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新阶段。

浙东学派，从空间角度看，指的是浙江东部地区（金华、温州、宁波、绍兴等地区）的学术文化传统；从时间角度看，并非一个单一学派的连续性发展，而是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形成的一种学术格局与学术传统。

而从学术内容上看，浙东学派代表着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文传统与理性精神，尊德性、立诚信、致良知、务本崇实是浙东文化的精神内涵，“德贵在行”、“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观点都是浙东文化的主要精神。换言之，浙东学派的精神内核与王阳明（即王守仁）心学中的一些观点有着密切的关联。

浙东学派对浙商文化的影响

开拓创新、兼容并蓄、文史汇通、自成体系是浙东学派的思想特点。

浙东学派认为，“公天下”就是能使老百姓“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天下。崇公灭私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观念，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公”是以政权来体现的，政权又以君主为代表，因此，“公”到最后就归帝王一人所有。几千年来，这种公私观念在中国社会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只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明后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浙东地区，这种传统的公私观念才开始动摇。这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端倪。

在经济观念上，浙东学派以“切于民用”为标准，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重本（农业）抑末（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明清时期，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国策，规定“各守其业，不许游食”，严禁弃农从商。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从反对“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着手，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黄宗羲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同时，他对那些为奢侈迷信服务的商业又主张加以禁止，认为“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娼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黄宗羲以是否“切于民用”为标准，对关乎国计民生的所谓“本”和“末”作了新的界定，在理论上说明了“工商皆本”经济观念的正确性，从而为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富民”观念上，浙东学派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儒家的民本思想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强调国家应以“保民”、“养民”为最高职责。与儒家的主张不同，浙东学派的富民思想立足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反映了新的时代气息。首先，他们所重视的富已不是“本富”而主要是“末富”，认定“商贾”与“力田”一样都是致富的正途；其次，他们认为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夫富在编户，而不在府库。”富国和富民，富民是第一位的。再次，他们反对国家打着抑兼并的旗号来压制、侵夺富民的财产。黄宗羲一再强调，解决土地问题不能“夺富民之田”，主张对富民也进行授田，“听富民之所占”，反对均富。这种富民观念显然是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

在“义利”观念上，浙东学派反对空谈义理，主张义利统一。儒家义利观的基本观点是重义轻利。“浙东之学”被朱熹指斥为“专事功利”。这说明浙东之学的“义利观”是与发达的商品经济要适应的，是与重实利讲功效的社会要求联系在一起的。基本上确立了与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义利观。

浙东学派的这种公私观、经济观、富民观、义利观，由于切合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更是代表了当时社会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求，因而从明清以来一直对浙东社会有深刻的影响，世代相传，庶几已成浙江人的文化自觉，使浙江人重视学以致用，重实业、重商。

浙江由丝绸经济而起的文化也哺育了浙江知识分子，自宋以来，浙东学派使浙江人在“视商为末”的朝代，顽强地认取了“农商皆本”，“义利并举”的思想。其先进性和开放性的结合，造就了浙商张扬个性的开拓精神、锲而不舍的务实精神、信誉至上的诚信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

浙东学派与“宁波帮”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宁波帮”与主张“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派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浙东学派注重实际行动的价值取向对宁波人的头脑灵活、讲究实际，勇于开拓进取等精神风貌的形成，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可能是不少外地人对浙东人的印象。其实，孔已己式的文人在浙东地区并不多见。浙东有着悠久的商贸传统。宁波地处中国海岸线的中间位置，扼南北水路之要冲，又有天然良港，自古就是重要的商贸口岸，也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古代宁波的内河水运也很发达，浙东运河凿通了杭甬之间的水道，海上贸易所得之物，可以经过浙东运河抵达杭州，再通过京杭大运河及其贯通的各大水系，将商品运往中原及北方各地，善于经营的甬商，也就随着商贸活动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所以，浙东流行一句谚语：“无宁不成市，无绍不成衙。”前者表示宁波商帮涉足的地域之广与地位之重，后者说明绍兴师爷吏治的能力之强与势力之大。

在中国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中，宁波帮作出的贡献是特殊而重要的，主要表现在大上海的崛起和香港的振兴。在当年的上海，宁波商人达5万多，涉及多个领域，其中的佼佼者们占据了上海商界名流位置的四分之一，他们创造了50个中国第一，特别是在金融、航运、外贸、民族工业等方面，绝对居于“王者”地位。香港的腾飞，宁波帮也功不可没。以1967年宁波旅港同乡会成立为标志，众多宁波人开始在香港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并迅速在各个工商领域施展才华，占据“首领”地位，甚至成为世界级工商巨子。

另一方面，宁波商帮自古至今都体现出了“信”、“义”等商业伦理精神。不但老一辈宁波帮强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海外宁波人也深谙“诚招天下客”的经营之道。宁波商谚有“宁可做蚀，弗可做绝”的说法。

在当代，宁波人那种开拓进取、积极主动地奔向市场的精神也是非常明显的。人们用“千山万水，找米下锅；千方百计，推销商品”来形容宁波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上寻找自己的位置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需要的精神。等靠要是没有用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靠自己的主动创造，才能真正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赢得自己的最佳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种精神正是浙东文化的绵延。